刘鹤:金融监管要“长牙齿” 拒绝“父爱主义”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
刘鹤 |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持续3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和实体经济的下行形成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的深度衰退。危机爆发已经7年多,全球经济金融尽管有所恢复,但依然笼罩在危机的深度阴霾下,这使我们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再次感悟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危机都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在思想上和战略上要有充分的准备。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际上平均每年会发生6场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
这些争议既是我们对危机认识不断深化的必要过程,也在反复让我们品味金德尔伯格所作的论断: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接受“危机无法预测,更无法预防”的悲观论调?
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基于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
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历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像一个钟摆,总是在政府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发挥最大合力。
危机前美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危机后格林斯潘承认,自由市场理论的缺陷和金融机构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难以置信”。分析和认识这次大危机,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深刻的大背景出发。
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我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美国国会对此次危机的调查结论是,这场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
面对来自国内政治、社会的巨大压力,美欧大幅提高金融监管标准,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在充分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被强化了的监管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引发难以预料的、更猛烈的监管规避。金融发展很可能继续沿着“危机—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过度创新—新的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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