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和发展

建立农村新型信用合作组织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金融学会执行副会长 吴晓灵
在农村,资金融通是扩大生产的重要条件,信用合作社可以增强资金融通的可获得性。但中国现有的信用合作社已经走上了商业化道路,不可能恢复到合作经济中去。因此,我有一个想法,建立农村信用互助组织与合作托管行相结合是新型信用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
我们知道,吸收存款是合作金融遭受扭曲和产生风险的重要原因,承诺制的信用互助是新型合作组织的基础,没有资金池是新制度的特点。那么,应怎样来运作呢?即参加信用互助的人进行初始资金的缴纳,类似于股本金,其余愿意出借的资金、能够用于互助的资金则通过承诺制,一旦有了贷款需求的时候,资金才会汇集起来,因而做到以贷定筹,这时候就不存在存款。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承诺制成为可能。当客户有了贷款需求,按照贷款需求量和社员的评议结果,把大家承诺的资金通过合作托管行集中到互助社的账户上,并瞬间打到用户的账户上,基本在社员内不实现出借人和借款人的直接对接。社员直接融资可以提高资金出借方的收益,其中没有第三方利益的收取,而是按照合作制在其内部进行分配。
信用互助可以实现社员的融资民主管理,提高资金融通的便捷性,对接商业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商业金融机构真正要渗透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情况,成本比较高。但是在农村范围内依托于专业合作社的信用互助,社员互相之间比较了解,通过他们的评议和管理来实现资金融通,这一方面可以提高社员的民主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商业机构的征信成本,完成商业银行对互助社资金的批发。在运作过程中,他们的初始资本金可以变成互助社的互保基金,用信用互助的互保基金实现农户的信用提升,扩大社员的融资渠道。
同时,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对农民信用互助的扶植力度。财政的扶持可以是托管费的补贴、再担保基金,也可以对农户的贷款给予贴息。总的来说,是重新构建一个没有资金池的农村信用互助社。这个信用互助社在商业机构开户,由商业机构对其进行辅导和资金管理、资金的批发、再融资,由财政给予补贴。这样的新型合作机构可以减少行为的扭曲,构建与农村的合作和商业机构的对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正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
金融机构改革应坚持市场化方向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李若谷


中国未来的改革要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也必须实现市场化,以适应已经市场化的经济,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金融改革今后要思考以下三个重点问题。
一是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金融改革经过30多年的努力,现在已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效益明显提高,服务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但我国银行体系依然相对垄断,不能适应已经比较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我国大型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方向也要向着更加市场化、股份更加分散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国有股的减持问题。此外,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将来也要考虑国有股、公有股的减持问题。城市商业银行应该是培育的重点,目前,我国有130多家城商行,资产规模不到两万亿元,是不是可以考虑让这些城市商业银行真正实现民营化,这是一个想法。
二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中小金融机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通过中小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中小金融机构最好是民办的,但要有保险机制。所谓中小金融机构与国内的中小银行不同,比如说北京银行在国内是中小银行,但其资产超过万亿元,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型、中型银行。我所说的中小金融机构是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问题,他们的发展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美国对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了限制,因此保护了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另外,还要加快发展风险投资机制,这对于解决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很大作用。
三是要为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中国的金融监管一定要改革,要赋予中小金融机构更多灵活性。另外,资金怎么解决?除了资本金以外,其他的资金来源也要想办法拓展。我去过浙江海宁的一个小贷公司,它发展得非常好,没有什么不良资产,资产规模也从大概一两亿元上涨到八九亿元。但是小贷公司一旦出现风险,原来从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便中断了,会影响它的进一步发展。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要想办法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发展小微金融机构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在发展上要放开,胆子要大一点,风险肯定是有的,但如果说因为害怕风险就不发展小微金融机构则是因噎废食。
未来的优秀银行是信息化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姜建清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始发展,正在给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带来市场格局和服务模式上的重大变革,在市场上引发热烈讨论。传统金融机构面临着去中介化的挑战——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发展,挑战银行的支付中介功能;P2P等新型互联网融资模式的兴起,对商业银行的融资中介功能产生冲击;各类互联网的财富管理平台,分流了银行的存款资金来源。对于上述挑战我们必须重视,但是就此断言金融机构会被去中介化,我不敢苟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业务表层现象,我们发现商业银行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冲击实质上关系到信息层面。
互联网的挑战是现实的,商业银行要巩固发展中介功能就必须适应挑战,尽快从支付中介、融资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级。信息具有潜在价值,但是需要经过开发利用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信息同银行的资本渠道一样是重要的经营资源。着眼未来,中国的金融机构亟须进行信息化的升级,未来的优秀银行应该是数据大行,是数据分析、数据解读的优秀银行。要从数据中获取洞察力,攫取价值。强调信息化银行建设,不是简单的信息升级和应用拓展,而是通过信息的集中、共享、挖掘,使银行整个经营决策和战略制定过程从依赖经验向依赖数据转变。
商业银行也要巩固和发展金融中介功能,要建设信息化银行。信息化银行要具备5个特征,一是信息共享,实现银行内外各类信息的集中整合、共享、挖掘等应用,使信息资源成为经营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生产要素;二是互联互通,实现前中后台贯通、各渠道协同、各机构联动的高效畅通渠道;三是整合创新,通过大数据和整合核心企业客户与其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资金流、物流、商品流之间的关系,分析其相互关系及影响,打通全流程的金融服务链条;四是智慧管理,充分利用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智能分析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由此进行市场精准营销,评估风险,配置资源;五是价值创造,现代商业银行的竞争是信息竞争,商业银行通过信息数据优势发现机遇,撮合供需,达成交易,将信息转化成商业交易和服务供应。信息化银行的建设事关中国商业银行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由央行发挥主导作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李扬


中国需要怎样的股票市场?客观上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在“十三五”开始的时候加以思考。
第一,迄今为止没有完善的顶层设计。我们在开始设置的时候并不是非常清晰,盲目地认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资本市场,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资本市场。对于资本市场顶层设计而言,没有非常完善的规划,都是大的概念。
第二,我们给这个市场赋予了太多的政策理念。资本市场担负着提高效率的功能,让它为国企解困服务应当说是不堪重负。赋予太多的政策功能,会迷失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目的。
第三,资本市场的本质是资本形成、资本交易的地方,什么时候变成了资金池?所谓场外配资其实就是默许大量信贷资金入市,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忌,防止信贷资金入市是世界各国的通则。问题不在于过度投资,也不在于过度投机,而在于过度负债。这个市场现在就是过度负债。
第四,这个市场重交易、轻资本形成。资本市场首先是促进资本形成的市场,但是我们是先从资本交易做起的。这是中国特殊的改革路径造成的。重资本交易会导致很多恶果。
第五,就监管来说,既有过度监管,也有监管真空,显然与分业监管模式密切相关。我们现在提供到市场的大多数产品已经是混业产品。如果按照“谁家孩子谁来抱”的监管思路,一定是有的“孩子”没人抱,有的“孩子”抢着抱。这次股票市场波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场外配资监管最灰暗的地方出了问题。
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思路或者要点需重视:
第一,我们在设计未来的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包括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发展目标时,要突出它的媒介定位,即资源有效配置的载体。
第二,要建设有利于资本形成的市场。中国现在“不缺钱”,但缺资本,尤其是缺权益资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主要指草根层次方面,因为现在中国草根阶层需要资本,需要资金。我们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缺的就是那第一笔资金,使他们能够成为企业的资本。
第三,我们这个市场应该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市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必须满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需求,保护中小投资者,否则资本市场很难健康发展。
第四,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股票市场的开放不仅是其本身的开放,更是资本项目的开放。我们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要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包括金融领域,包括资本市场规则。
第五,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有效监管和法制严密的市场。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律还比较粗糙、滞后,也存在监管问题。本轮市场波动再次暴露出市场分业监管的问题。要强调监管协调,那么,监管协调应通过什么机制?我个人认为英国的模式比较适合中国,也就是中央银行发挥主导作用。原因有三,第一,中央银行在信息上是最有优势的;第二,中央银行有处置的手段,因为它有最后贷款人职能;第三,中央银行在组织上和人事上最成熟,所以协调的责任落在中央银行为好。
互联网金融的主旨是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 张涛


第一,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业态,发展速度非常快,市场、消费者在感受其便捷服务的同时也有所期待。但其与已有的金融服务总量相比依然较小,一方面是份额比较小,另一方面是数量与已有的金融服务不在同一个水平线。这个现象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一样存在。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2014年底累计金额占同期全社会支付系统的比例仅为1.72%,体量比较小。
这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新事物发展虽然迅速,但体量与已有事物相比较小,不过也说明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在新技术的支撑下作为一个独立的业态存在,仍需与已有的金融服务进一步融合。
第二,互联网金融的主旨是服务实体经济。从宏观层面来讲,作为一个服务业态,能不能更有效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十分重要。我们很难评判微观机构的一些做法是否最终会服务实体经济,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创新越来越多,消费者越来越能够直接感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金融的支持,在不同的资金配置上,用更快更有效的方式使这些机构得到满足。我们也希望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各个专业机构、各个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各个互联网机构能够协同合作。
第三,在监管方面,我不认为是“监管针对互联网服务”,而是“监管针对金融服务”。这样的监管既适用于目前的被监管机构,也适用于互联网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传统企业和新兴企业。为适应互联网机构提出的监管基本原则,如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公平的监管环境,下一步,信息披露应更充分,监管应在同一框架之下,从而杜绝监管套利的问题。同样,也需要监管者防范信息欺诈风险。
另外,还要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问题。在新的机制条件下,互联网时代会不会导致垄断趋势加剧,或是竞争的加剧?显而易见,两方面都可能会有。如新的业态出现了,过去不做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将来就会去做。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基本特征,比如在第三方支付领域,市场份额分布很不平均,就产生了自然垄断趋向。如何平衡垄断和竞争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赢而非零和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宣昌能


应如何看待和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共赢,我结合学习五中全会精神谈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要理性地看待经济和金融的关系。两者是共生共赢、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零和的对立关系。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前一个阶段的金融创新搞得过度了,发展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脱离了实体经济需求,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回顾20年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是在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只有培育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才能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历程中可以看到,在上世纪末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时,我国银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因为多年来的体制机制因素,造成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极低甚至为负,资产负债表很不健康。党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采取有力措施,通过核销掉已损失的资本金、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公开发行上市等步骤,对大型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夯实了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坚实基础。改革后,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大大增强,为我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风险也在逐步显现。所以要用长周期和跨周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从长期来看,不能单方面过分强调银行“多拉车、少吃草”,稳健的银行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银行业不稳健,一旦出现问题,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更大。
除了跨周期地看待和发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和功能,还要考虑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的合理作用。要防止过度使用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因为过度使用一方面会导致机构资本充足率快速下降,还会因对外提供的融资成本较低带来资源错配和价格机制扭曲,产生挤出效应。
第二,当前要大讲特讲改进和完善金融生态建设。金融生态是仿生概念,很好地描绘了金融体系与金融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当前,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
大,不少地方出现金融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不良贷款加速反弹,甚至有一些地方民企、国企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严重影响了银行信贷投放。要加大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就要大力改进和完善地方金融生态,让金融业有安全感。地方政府要避免不作为,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促进金融生态环境改善。
第三,慎重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近年来,我国担保机构发展非常迅速,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在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能力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担保机构发挥的主要作用是银行风险外包,分担了银行风险。但整体来看,担保机构存在信息获取和风险管控能力远不及银行、盈利空间非常狭小、盈利模式不可持续、内部管理不规范、风险案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起不到风险缓释的作用,有的甚至加大了贷款偿还风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我个人的看法是对商业性担保不应该再发展,有的还要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不应依赖担保机构或企业互保,而应专注对第一还款来源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更加精细地管控信用风险。即使对一些政策性担保机构,特别是地方政府出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也要考虑政府所能承担的风险,统筹考虑财政资源的优化使用。
互联网金融需要征信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党委书记 王晓明

我对征信支持互联网金融有三点看法。
第一,互联网金融需要征信支持。互联网金融有两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体现在消费信贷上。消费信贷对传统金融来说是一个“蛋糕”,但传统金融机构由于过去的机构知识、模式不适应,所以主要由互联网金融机构去做。第二个支撑点,是技术的发展给金融消费带来快捷、便利等新体验。
第二,很多机构问我们,为什么不为互联网金融提供服务。征信系统不仅仅是大家理解的查询功能,征信需要准确的数据。但是互联网金融公司每年倒闭三五家,此外,公司性质不断变化,今年是互联网公司,明年可能是担保公司,因此需要加强监管。然后,通过建立互联网机构条例,凡是从事授信机构的企业,尽量涵盖所有金融机构,这样,信用数据库才能提高口碑,起到真正的作用。将来监管体系健全之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人员都可以被纳入到征信系统。
第三,对大数据经济,可以抱以开放的态度,大数据首先可以应用到风险控制环节,然后从闭环的风险控制扩展到信用评分。目前,商业机构都有内部信用评分,但其相对独立,如非支付宝用户就无法完成阿里巴巴体系下的评分,这是不公平的。而开展信用评分,则需要具有权威性。大数据的开放性可以使独立的业务平台走向更广泛的平台。同时,我们把信用分析传统、应用场景也进一步向社会公开扩大。总之,征信系统是向社会开放,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互联网企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完整进入征信系统。
人民币将更快转向金融交易和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 周诚君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辅导读本中指出,要在“十三五”规划末期,跨境人民币收支能够在所有本外币的跨境收支中占三分之一,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呢?现在跨境人民币收支在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中占28.5%左右。5年时间从28.5%上升到33.3%,也就是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大致估算,只要平均每年跨境人民币收支的增长速度比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增速快3.16%,就可以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末期33.3%的目标。应该说,这个增速是可期的,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2009年起步时,跨境人民币业务当年的收支总额仅36亿元人民币,到去年已接近10万亿元,也就是5年差不多扩张了3000倍。
另外,周小川在“十三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中还提到,“从巩固人民币计价结算货币地位,向支持人民币的市场交易和国际储备功能推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今年1至10月的跨境人民币收支量已接近10万亿元。在这近10万亿元里面,资本项目跨境收支和经常项目跨境收支的比例大概是四六开,而在本外币全部跨境收支中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的这一比例大概是三七开,说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推进跨境业务的步伐要比整个本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步伐快一些。尽管如此,我们还要认识到,在这40%的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收支更多地发生在直接投资和一些目前我们管制还比较严格的资本项目下。总体而言,目前我们对我国金融和资本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还存在比较多的管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证券市场方面的限制,比如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方面,还有较多管制;二是在国际借贷方面,不管是境内市场主体还是境外市场主体,在跨境贷款方面仍然有较多限制;三是在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方面,也存在对境内外主体跨境交易的较多限制。具体来说,这些管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市场主体进行管制,必须是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比如在很多领域存在“合格投资者”的规定;第二是在额度上往往有限制;第三是在投资或交易的产品上有限制等。下一步,人民币要从计价结算货币进一步转向国际金融交易货币、国际投资和储备货币,除了要求我们继续做好一般贸易和直接投资方面的人民币跨境收支工作,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减少管制,在金融和资本项下加快推进人民币可兑换步伐。
与贸易和直接投资项下的人民币跨境收支相比,金融和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无因,与我们过去强调的“实需”原则有所不同,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条件下,市场主体在金融和资本项下,基于风险管理或资产组合的需要,在不同金融产品、不同币种之间进行选择,并进行跨境资产摆布,往往是市场主体基于其投资决策的自主行为,需要尊重;第二是高频,跨境资金流动快进快出,不像经常项下和直接投资项下是相对缓慢、可见可控的;第三是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动往往规模巨大,比如,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日均交易量达2300亿美元,这不包含中国大陆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交易。
我在今年6月的“中国金融论坛·青年论坛”上做过一个分析,未来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过程中,在尊重市场规律、市场主体的资产选择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引导,做到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主要以人民币为主,或人民币跨境流动占据相当比例。当然,这需要几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比较有深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在这一点上,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非常快,海外人民币资金池也初具规模,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第二,金融市场有序双向开放,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进一步打通,跨境资金流动能反映价格的变化。在这一点上,近期央行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尤其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方面,近期已经实现了对境外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组织和主权财富的完全开放。第三,人民币汇率要有一定的弹性。这有助于CNH和CNY人民币汇率能大致收敛,CNH对CNY不至于产生显著偏差和过大冲击。近期的“8·11”汇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努力。第四,中央银行要有一定手段和实力,有足够的能力防止过于频繁和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这一点上,IMF也是认可的。所有这些,背后的基本原理就是“不可能三角”或“三元悖论”理论,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面这几点,那么,按照我过去的分析,就可以大致给出判断,即在人民币更多地充当国际金融交易和投资货币的过程中,跨境资金流动仍然可以以人民币为主,或者保持人民币在跨境金融和资本项目流动中占有相当的份额。
进一步说,人民币若成为SDR篮子货币,那么人民币在未来金融和资本项下跨境流动中的地位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我们已经看到IMF总裁拉加德关于人民币加入SDR评估情况的声明,人民银行也做了明确的欢迎和回应。如果本月底人民币能够顺利成为SDR篮子货币,就意味着IMF188个成员国中,至少有超过70%的国家认可了人民币是一种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总额为7800亿元人民币左右,占目前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大约为1.9%。应该说这个比例还非常小,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如果人民币纳入SDR,无疑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及其中央银行积极投资于中国市场,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受欢迎程度和在国际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都可能将大大提高。
当然,一些国家的央行是否积极投资于人民币,还要看其他一些条件,比如首先要对人民币有信心,这就要求人民币总体上应该是一种强势货币。这一点上,虽然“8·11”汇改后人民币有所贬值,目前市场也仍然有贬值预期,但我们始终强调,人民币不存在长期持续贬值的基础。中长期看,人民币是一个升值趋向的货币,这是我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决定的。其次,人民币资产收益率要有相对较高的吸引力。目前来看,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还是比较高的。比如人民币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低的时候都有2.98%,多数情况下都在3.1%左右,而在欧洲,目前总体上是负利率;美国则是接近零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是0.5%,即使美联储在下个月加息,也是相当有限。可见,人民币资产在总体上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国际投资者还关心人民币的可获得性及其价格是否公允、可交易。这方面,“8·11”汇改、10月24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近期我们频繁推出的金融市场开放举措,包括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对央行类机构的完全开放,财政部从今年四季度开始滚动发行三个月期的短期国债等,都可以更好地支持和鼓励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
我们可以预期,在金融和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步子会迈得更大一些、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民币跨境收支在所有本外币跨境收支中的比例可以提高得更快一些,周小川行长给我们定的到“十三五”规划末期跨境人民币收支在所有本外币的跨境收支中占比三分之一的目标,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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